真实的故事。拿破仑家有个中国厨子，服务周到热心，只是和大部分中国厨子一样有揩油的毛病。这位伟大的法国将军临死时记起他的忠仆，就吩咐左右说：“你们要好好地待他，因为他的国家将是是要成为世界最伟大的国家之一的。不过这位中国朋友很爱钱的，你们给他五百法朗吧。”

　　拿破仑可谓是最了解中国的政治家了，他预言中国如东方睡狮，必将震惊世界。如今他的预言很准，中国强大得要办奥运。中国人也的确爱钱成了宗教。

　　中国有两大怪从明清延至今天，官员有陋规，厨子爱揩油，都源于我们平实的生活观。如今我们爱钱到大夫拿回扣，爱到西瓜打催红素，爱零花钱爱到许多年轻人当了五毛党，建筑商爱钱爱到教室水泥柱里都没有钢筋的地步——爱钱爱到连我们孩子命都不要的地步，从九十年代始，这个国家就是正气陆沉的。

　　请君略略扫一眼神州大地：

　　在上海大超市开业的第一天， 四百只烤鸡不翼而飞，在厕所里发现遍地是鸡骨头。

　　在拆迁的旧房上，一个人点燃了自己，人们静静看着他燃烧。

　　有人犹豫地徘徊在高楼上，他的妻子与孩子在下面呼喊，警察忙着架云梯，男人渐渐缩回了半空中的脚步。等了一个小时的群众，突然发出狂呼：“跳啊，有种跳啊！”男人摔了下来。一片安静。

　　在世贸大厦被毁的那天，众多的国人齐声叫好。

　　一位美女作家这么写道，为了吃更多好吃的，我吃饱后进了厕所，扣着喉咙，吐出食物，出去继续吃。建设银行行长被抓，他的公文包里有一亿元的私人存折。

　　为了让旧房中的老人早点搬出去，拆迁组买了几麻袋黑老鼠，放在老房子中，几位老人受不了惊吓去世了。

　　为了筹钱山东临沂借计划生育为名，诛连十族，一家结扎，全村人被抓，不亮车灯晚上悄悄进来。桃花顶村，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全村人睡在田里，村子变成空村，老人家说这只有当年鬼子进村时才发生过这样的事，女镇长用高跟鞋踹着老汉，一个个血洞，她不停地说“说，我打你了吗？”……

　　我们真是一个缺德的大国，注：我不是说国家政府缺德喔，免得又说我诽谤朝廷（现在叫颠覆国家政权罪，哎呀，吓死我了），我说的是这是一个充满缺德状态的国家。

　　偏偏好象又是很道德的，连教育厅发言人都来谴责一个叫范跑跑的老师只顾逃命不顾学生。美国道德学家斯麦尔说过，“一切美德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最大限度地满足日常生活的要求”，一个社会真正的美德是那些普通人都能尊守的品德，如勤劳，正直，诚实。超出一般人水平的，哪怕是最高尚的美德，也不过是充满诱惑力危险的东西。柏克说过：“以英雄的品德为基础的人类制度，必定会有一个脆弱或堕落的上层建筑。”英雄道德只能景仰不能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范跑跑虽然不值得赞美，但是值得肯定，他尊守普通人的道德，即诚实，坦率说了害怕。出于人的本能，他逃跑了，无可厚非。相反余秋雨用超英雄道德要求因不合格校舍失去孩子的灾民，要以主人的身份，将动人的气氛维持下去，这是超人道德要求，难怪被骂了。不过既然我们批评余秋雨，我们就应当肯定范跑跑，否则我们的逻辑不大对哎。

　　我说我们缺德，绝不是说我们缺英雄道德。一场地震震出多少英雄啊。领导接见都来不及呢。

　　不过我听现场的记者朋友说英雄常常是这么造出来的：上海消防局带着几省消防队救人，什么累活脏活让别的省消防队干，发现有活人在下面，就喊你们撤，上海消防队上。结果成了救人的英雄队。但有一天来了更牛的四川消防队：“我们是本地的，你要服我们管”于是两队打起来了，争英雄如此，我只有佩服可言。

　　那是假英雄，也有真英雄啊。

　　在大跃进时代，我们要求农民个个当英雄，让他们饿肚皮贡献粮食，结果饿死了三千六百万人。所以我说的缺德是我们缺少最基本的美德，如诚实。

　　教育厅发言人盯住范跑跑，却放跑了自己最要面对的校舍问题。

　　偏偏在校舍问题上这个发言人却回避，该管的不管，我该说这个发言人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呢？

　　按照香港电视台的报道，教室楼一般是三十米长，要求有六根主力柱，这六根主力柱中每根都要有四根粗钢筋，二层与顶层要铺有钢筋网，网与柱子钢筋要勾连。结果发现北川十七所学校只有二所合格。有的主力柱完全没钢筋，有的钢筋象钢丝，手都可捌动，你总不能说人家香港电视台统统是反华媒体吧。《财经》与《南方周末》都是别有用心吧。

　　发言人同志，如果你连这些镜头都面对不了，你起码是不诚实，睁眼说瞎话，与老百姓常识在做对。

　　所以全国人民啊，把范跑跑放跑了吧（——也别让范跑跑太得意，梁文道说得好，他毕竟不值得赞美），盯住校舍才是正路。

　　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在现场，连线记者问：现在灾区的孩子最想要的是什么，敬一丹说：“奥运的福娃。”后来我才知道央视被要求将赈灾与奥运联系起来报道。一个记者拿着话筒问安置区的孩子，饭好吃吗，孩子大声说：不——好——吃！还是孩子可爱。

　　公瓦（这字不认识，分开）安事件，之所以引起网络狂潮。是因为政府这么解释，二男二女在河边聊天，在一个男子做了第三个俯啊卧啊撑时，女生跳河了。这种解释又是与常识不符的。你解释也解释个通啊，你解释不通，说人家是青春期心理躁动，说自杀就自杀。那些无知老百姓会帮你解释，解释成俯卧撑其实是强奸。谣言不就这么出来了吗？

　　所以政府再强大，再是人民的好政府，也不能与常识为敌，你斗不过常识的。

　　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先生早就解释过这种状况，原话如下：

　　“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

　　英雄道德说太多，基本道德少了点，老百姓就不管你解释什么都不相信了。

　　碰到什么大事，“我都是路过去打酱油的”，酱油打多了，大家不成柏杨说的酱缸了吗？

　　最可爱的是山东的王兆山同志，他写了“党疼国爱，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一词，还公开朗诵了。朋友和我说起这词，我大叫这个人太有才，反讽如此，佩服佩服，朋友一把按住我说他是真心，真心的。我说打死我也不相信。后来大家都说他是真心的，真心的。我才明白： 肉麻当了常态自然会有这种事。是我认识社会的程度不够，跟不上形势了，把奴才的诗说成反诗。地震把中国最好的，与最坏的都震出来了。

　　最好的还是老百姓，那些志愿者啊，连中国猪都很坚强，其次是战士，空手挖人。最坏当然是造谣的人啦还有那些在网上拼命做俯卧撑的人，你们想怎么的，很黄很暴力吗？

　　还有我要表明态度与立场，地震绝不是天谴。天堂与地狱都是人造的。乱世乱在心头。

邢小群

今年元月23日至30日，我和几位好友参加了一个旅行团，从北京出发，赴越南、柬埔寨。有意思的是，在柬埔寨的三天，从金边到吴哥，遇到的两位当地导游，都不约而同地讲述了红色高棉统治期间的大屠杀。我曾经在《书屋》2004年10期读到燕妮的文章《穿越历史的悲怆》，从中了解到波尔布特时期的红色恐怖的概貌，这次身临其境，更有一番铭心刻骨的感受。

金边的导游叫吴小小，她让我们叫她小小。她是柬埔寨华人，是一位40岁出头的中年妇女，曾经当过教师。她说，家中原有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共十一口人，原来住在金边，1975年“红柬波布”当政以，全家被杀了十口，只有她一个人侥幸活了下来，那时她不到10岁。讲着讲着，她就难过得要哭出声来。

说起过去的柬埔寨，她语带自豪。她向我们介绍，这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国家，没有台风，没有地震，一可以种三季庄稼，马德望一个省的粮食就可以养活全国的百姓。国家曾经很富有，法国人统治时期，金边被称为东方小巴黎。上世纪60年代，西哈努克主政，新加坡李光耀都提出要学习柬埔寨，那时老百姓的生活比现在好得多。1970年，朗诺趁西哈努克出访，发动政变。1975年波尔布特领导红色高棉推翻了朗诺，攻占了金边。他们对老百姓说，美国人要来轰炸金边，让全城的人都赶快出逃。不用带细软和衣物，三天后就可以回来。城里人全部被赶到乡下，金边成为一座空城。下乡后，他们问谁是知识分子？那些医生、教师、公职人员等不知其意，站了出来，以为可以先一步回城。一万多人被带回金边，红色高棉把他们集中在一所学校中，对他们施尽了各种酷刑，最后全部折磨而死。剩下的留在乡下，再也不能回来。红色高棉不但共产，而且共妻。在乡下，男生在一处，女生在一处（那边将男性都叫做男生，女性都叫做女生），全部穿黑衣服。女生全部剪短发。不许夫妻在一起。他们不时选出100个男女配对，不服从者就杀掉。女生长得不好看还算幸运，如果长得漂亮，就会先被轮奸，然后把她发配给残疾人。红色高棉经常让几个老百姓挖坑，不告诉他们干什么，挖好后，就把挖坑的人活埋掉。天天让城里人做苦工，饿死的、病死、杀死的多达300万人。而当时柬埔寨总人口不过700多万人。小小还说，当时我们华人想要脱离苦海，向祖国求援，但是中国政府不收留我们，说我们华人是资产阶级。

她大概也知道中国政府是红色高棉的支持者。又想起我看到的材料，红色高棉大屠杀，华人是重点之一。当时柬埔寨有华人43万，死去21.5万人；越南裔2万多人，几乎全部死亡；泰裔2万人，死了8000人。这些数字都高出整个柬埔寨非正常死亡的平均值。

小小说到中国政府不愿收留逃难的华人时，我的心骤然疼痛。权且不说各种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和交易，仅从血缘关系着眼，怎么能看着别人把自己的亲人往火炕里推呢？

柬埔寨当年的富有，在参观金边王宫时，也可以体味到。小小在介绍国王和王后用黄金与钻石镶嵌的朝服，介绍用银砖铺就的宫殿地面时，那自豪的神情溢于言表。参观了王宫，我们就去参观位于金边波尔布特罪行馆，那里曾经是一所学校。小小让我们不要脚踏草坪，她说一万多人的尸骨，就埋在下面。在破旧的教室里，我们首先看到，很多房间中都只有一张铁床，铁床上都有锁定人手脚的镣铐。旁边有铁锹、铁棍一类的利器。墙上的照片告诉我们，死者大多是用利器施以酷刑，然后让他们的血一点点地淌尽流干死去。从照片上看，在死者躺着的铁床下，是大片大片的血迹。小小说，这是高级人士受刑至死的监牢。接下来，又带我们到普通人的监牢。那是将一个大的教室用砖头隔成的一个个半截小空间，每间牢房的大小容不得一人躺下，红裸的砖头墙上，挂着锁人的铁链。还有两间教室，展示着一排排死难者的照片。女性一律齐耳的短发，黑服。从大量死难者中看，还有外国记者和儿童。也有不少照片直接摄下在酷刑中死去的人，形状难以言表。据说这些照片都是从红色高棉档案中发现的，当年他们是想用这些照片吓唬那些不服从的百姓。一张照片让我们驻足很久。那是这个学校的女校长，她怀里正抱着吃奶的孩子，面容娟秀但憔悴，震惊人的是，一颗长长的钻头正在向她的脑后钻去，她的脸上没有恐惧，只是眼角淌有泪珠。也许看到的死亡太多，她已经淡然，想到怀里吃奶的孩子，才生出为人母的怜惜。

这也形象地告诉我们，这个房间橱窗里一排排的头盖骨后面为什么都有一个小黑洞。还有一些刑具摆在那里，另有文字说明当时的酷刑如何进行。比如，操场里的秋千也成了刑具，他们把人四肢吊起来，在太阳下晒干，然而再放到水缸时浸泡；把人的四肢钉在木床上，往生殖器中塞东西或去切割。最后我们看到骷髅摆成的柬埔寨地图，和一个大钟，意味着警钟长鸣。

看着这些充满亚洲人想象力的酷刑，觉得比奥斯威辛集中营展示的还要野蛮。当晚，同行的朋友有人夜里失眠了。

吴哥的导游叫阿丰，20岁出头，也是华人。他的一个叔叔是被红色高棉杀死的。

过去没有接触过柬埔寨人。到了当地，感觉这是一个很温和的民族。普遍信奉佛教，一路上看到最多的就是小乘佛教的寺院。为什么会在这样的国度会发生如此惨绝人寰的暴行？

我想，重要的原因，还是要到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线索中去寻找。在阶级斗争名义下的杀人暴行，我们可以追溯到列宁、斯大林，可以追溯到mao。从开动国家机器杀人的绝对数量上讲，波尔布特比不上斯大林和mao。但从杀人的相对比例上来看，他则大大超过了斯大林和mao。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但是 mao的好学生，而且发展了mao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mao晚年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八级工资制不满意，对商品和货币不满意。但 mao还没有敢于完全割掉资本主义尾巴。受到mao接见和表扬的波尔布特，则想一步到位，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理想国。波尔布特用三年多的时间，把毛泽东建国后二十七年进行的五花八门的政治运动，包括土改、镇反、三反、五反、一化三改、反右、公社化及办食堂、四清、农业学大寨、文革、清理阶级队伍、知青插队、城市居民下乡、干部进五七干校，压缩成了一个运动。对此，燕妮的文章有较详细的介绍：波尔布特强迫城市居民下乡改造，让城里人开始刀耕火种并合作化；继而禁止私有制，没有了工业，不准商品买卖，不准货币流通，连以物易物原始交易的方式也不允许。先是策划200多万人大迁徙，直接导致几十万人死亡。后吃饭在公共大食堂，粮食配给越来越少，草根树皮吃尽，发展到吃死人肉；禁止所有宗教，强迫伊斯兰教徒吃猪肉，强迫佛教徒还俗；视知识为罪恶，会说外语也是罪过，禁用书籍和印刷品。整个国家没有商店，没有庙宇，没有学校或公共设施；国民经济全面崩溃。直至发展到整肃党内异己……越南特务、苏联特务、美国特务，一次屠杀近10万自己人，大多数遇难者是全家被斩尽杀绝。

所有这些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的野蛮行径，现在看来真是匪夷所思，但当时在特定的封闭时空中，却没有遇到多少阻力。对于有过相似经历的中国人来说，却不难理解，因为这一切都是在最革命的神圣名义下进行的，野蛮的兽行笼罩在理想的光环之中。

由于时间短暂，我无从了解现在柬埔寨的学校里如何向新一代人介绍这一段悲惨的历史。但吴哥的导游阿丰，谈起那段历史非常清楚。甚至对中国的文革概貌也有准确的判断。他说，波尔布特比mao在中国的文革还可怕。阿丰学历不高，只念到中学毕业。以我有限的接触，觉得他对三十年前历史的掌握，比同龄的中国大学生强得多。在中国大陆，20出头的青年，已经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了。有些青年人看到有关文革的电影镜头，竟然“恨不生逢文革时”。还有一些新左派学者，对内肯定文革，对外推崇格瓦拉，当别人说起波尔布特的屠杀时，还咄咄逼人地质问：拿出证据来!在他们的逻辑里，凡是不符合他们思路的历史，就是不曾发生过的，就是西方帝国主义为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妖魔化制造的谣言。

然而，从1929乌克兰的大饥荒，到1960年中国的大饥荒，再到朝鲜这些年的大饥荒，难道都是偶然的吗？难道没有一脉相承的制度原因吗？

对于当今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来说，想要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柬埔寨真是一个很好的去处。那里不但有令人惊叹的古代文化遗迹——吴哥，而且有当代极权主义的一面镜子——波尔布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