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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拉德对5月35日的真正回忆  (2009-06-04 22:52)

   
很多年后，当康德拉被帝国锦衣卫双规的时候，他会想起他年轻时，在帝国古城堡广场上度过的夏夜。


大约二十年前,  日历上出现了奇怪的五月三十四号，我，康德拉，在校园里听到广播，说古城堡广场等地需要支援，我晚上散步到26楼前看看，却没有看到有什么人在组织，于是我就回宿舍睡觉去了。夜里，校园里一阵骚动，大家纷纷传说颠倒世界的武士进城了，我从床上跳下来，在宿舍里找了一下，抓起一条军训发的军用皮带，冲出宿舍。 我在黑乎乎的校园里转了一圈，26楼，三角地一带乱哄哄的，大家都不知道该做什么，最后碰到一个同学，聊了一会，回到宿舍继续睡觉。

第二天早上，5月35日，天气很好。我跑去看看能帮什么忙，林格尔胡特安排我和另两个伙伴(一个叫拉德康, 一个叫德康拉) 去医院调查死伤情况，由于去复兴门一带的人已经很多，我们被安排去东城区一带，我们携带盖有“林格尔胡特”公章的介绍信就上路了。

我们骑驴从学校跑到古城堡东面的一个医院，医生看了介绍信，把我们带到一个伤员床前，这个伤员住在复兴门一带的高楼里，当天晚上被武士的流矢击中，一颗打到腿上，另一颗擦破后脑勺的皮，幸好不致命，因为有亲戚在这个医院，于是辗转到这里治疗。 伤员平躺在床上，讲自己情况的时候，拉德康在飞快地做笔记，伤员讲到最后，骂了一句 - 这帮龟孙子。 医生两手放在白大褂的兜里，看着我们。做完笔记，我们医生握手，大家也没说什么。 门外有一个披着散乱盔甲的人在走廊角落蹲着，据说是被愤怒的群众打伤的，护士说，他其实只是穿了盔甲，并不是颠倒世界的武士。

我们又去了附近另两个医院, 记录了另一个伤员的情况.  从医院出来, 我们想去看看城堡广场的情况, 于是我们骑驴到南池子的最南边的路口上, 探头往城堡广场的方向望。 路口有武士在巡逻, 盔甲闪耀着阳光。我看到远远的有几处浓烟升起. 回头看东边, 马路边上的树后有一个中学生在躲着, 两手扶着树干，慢慢探着头望那些武士, 看样子是想跑到我们这边来，但是又不敢跑。离树十来米远的马路上趴着一个人, 似乎手臂压在身下，一动不动.

突然一队武士朝我们这里跑来，喊着什么，急促的弓箭声响起，我们急忙转身往后跑，前面不远左手边是一个胡同，大伙儿都涌进胡同，窜到一个院子里去。  院子里已经有不少人， 其中有几个中学生，看年纪估计是初中生， 有一位老太太在招呼他们，看样子是这个院子的主人。 学生们说他们是一大早从懒人国的中学来城里来考试的，没想到进城后碰到这种事情，同学们都跑散了。

院子里还有一位中年人，她手里拿着本子和笔在做记录。 我们在院子里呆了一会，觉得弓箭声似乎没有了，商量了一下，就决定离开。 那位记者模样的人像自言自语，又像对我说 - 我不能走，我要把一切都记下来。 她的眼里噙着泪水。

在骑驴回学校的路上，我们在安贞桥附近看到很多人围着几辆绿色的牛车，就拐到跟前。 武士们坐在牛车附近的马路边上，有许多市民围着他们，都在说着什么。 我看了一会，也蹲在一个小伙子的面前，激动地说了好几句话，说的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小伙子一言不发，圆圆的脸，脸颊涨得通红，他眼睛盯着地面，什么也没说。 身后有人吵了起来，我回头看，有人在拍照，有两个人和他争执，要他把胶卷曝光。

我们继续沿着北三环路往西走，当天的阳光不错，我记得在三环路上有一个老头骑驴赶上我们，激动地跟我们说在东边的某某地方死了好多人，说完他又很快地往前骑了。

我们回到学校，把记录交给26楼，三个人就散了。 很多年后，我们都回到了帝都。拉德康在某知名外企，德拉康在某知名国企，我康德拉则在一个更知名一点的外企工作。

我走在南池子大街上，当年我们跑进去的胡同和院子已经找不到了。 我往左右看看，应该是这里吧，为什么胡同没有了?  周围的行人和车辆在身边穿过，能找人问问么? 我不知道这些路人在二十年前在做什么，有什么样的经历和想法。 这件事在现还是属于不能提的禁忌。二十年前有一些生命因为这件事而消失了，如果我在事件爆发的晚上更冲动一些，我会不会在这些消失的生命之中呢?  而我的非正常消失会不会是成为我的家人都不能提到的禁忌?

死者长已矣，生者要活下去，初中生现在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了，记者可能已经混到了主编，成为社会的喉舌以及良知的代表，那位伤员可能退休了。

日子就这么过去了，我除了渐渐淡去的回忆，还有什么?  说实在的我早已不关心当年城堡内高层的斗争秘闻，各类斗士的专访，内心独白，“我才是最后离开城堡广场的人”之类的独家内幕等等。这些都可能是将来肥皂剧的剧情，就像现在的清宫秘史那样，但是这些似乎无关宏旨。 什么是重要的? 我还能做什么? 我想我作为一个公民，在一年的某一天，例如六月的第二个周六，到古城堡附近的街道上走走，想想，看看，还是可以的吧。我当然也可以呆在家里，忙些自己的事。等着这件事不成为“禁忌”的那一天，跟同事，朋友吹吹牛 - 我靠，我第二天早上就在城堡广场附近！ 顺便再抖搂些当年的秘闻，不亦乐乎?

然而我想我还是别等了。

我曾经是一个血多脑浆少的人，（谁没年轻过呢?）记得5月份有一天，我走过学校三角地，看到有一堆人在躁动，走近看看，原来他们在用针把手指上的血刺出来，然后做成某类标语（我都忘了写了什么）。 我的血往上涌，这种创造历史的事我也得有份哪！于是我也加入其中。 刺着刺着，我看到旁边有一中年妇女，一边很不忍地看着，同时发出啧啧之声，脚要往外走，但是身形仍然侧回来看.  其实很多看似神圣的运动，人很多，但是不少是血多脑浆少的人，另外还有些一边发出不忍的“啧啧”之声，一边却希望好戏继续下去的人。

最近我在bbs看到另一个血多的同学回忆他自己的 “血多脑浆少的飘然时刻”,  从上下文看，应该是帝国在巴尔干的使团被炸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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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几个学生干部挨个宿舍敲门，急切道：游去，游去！来到楼下，外面已经是红旗飘飘了，辅导员和学生处的老师都在其中。队伍汇集到校门口，又见到了校领导，拿着喇叭一通吼，说什么啥都听不见。队伍出了校门口，警车开道，好不威风，老子煞笔似的混在队伍中，蠢血沸腾。多年后，偶遇一学校老师，谈起当年的挨炸的事情，老师说，那天晚上上面来通知了：“这个可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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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5月刚开始的时候，学校的学生会要改组，要成立一个新的真正代表学生的组织 - 就是"林格尔胡特"要干的事。公开的选举在操场上举行，我去看了。 刚开始气氛挺好，不久一个候选人在演讲中指责别人，并号召大家千万别选某某，选举就陷入了互相指责中，乱了套。 我看不下去了，就往回走，碰到一个同学，他说，其实这些人都是有背景的，比如阿丹。 我问，阿丹是谁? 那位同学进一步说小王同学经常和电子城的人在塞万提斯像附近开民主讨论会，我接着问， 什么像?  [注：塞万提斯像是西班牙政府送给咱们的，立在校园北部，318烈士纪念碑附近，那318是什么? 可以参考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  我忘了这次改选是否成功， 不过那年秋天，我参加了学校学生会的总结及换届选举会议，代表大家总结的是曾经被同学们否定过的官方版学生会主席。他在“工作报告”中说本届学生会在过去的一年中各项工作都顺利进行… 我当时一阵血往上涌，忍不住了就站起来说了几句反问的话，似乎还有几个其他的代表也开始鼓噪。后来会议暂停一会，不过学生会的报告还是鼓掌通过了。

我不但后知后觉，而且也脱离群众，我有一次和几个哥们为同学募捐，在长安街人流中举着一个小盒子，另几个人举着一幅标语 - 我们当时受大佑同学的影响，标语大书“亚细亚的孤儿 在风中哭泣”。 这标语是我们想了半天才想出来的，太过浪漫，自然应者寥寥。后来我们把学校的学生证挂在纸盒边上，纸盒的现金流才发生显著的提升。我记得有一个小伙子从人群中挤过来，把一张五十块钱的钞票扔到盒子里，他兴奋的脸庞在我们眼前一闪，伴随着一句京骂，他就又消失在人流中了。 五十块钱对那小伙子来说，是半个月的工资?

我们给同学募捐之后，顺便就在在城堡广场上打杂兼维持秩序，晚上就睡在太祖寝陵北面的石头台子上，那两个晚上，我体会到了“夜凉如水”的含义。  另外，附近的厕所都爆满，有人开来几辆公共牛车停在广场北部，现在升旗仪式的附近，车里摆满了巨大的塑料桶，就这样也抗不住广场上几万人的“流量”，不久尿液就流出车外，但是大家还是继续上车解决问题… 有一天我觉得自己该回学校打理一下了，就跑到西长安街，上了一趟公共牛车，正要掏钱买车票，售票的小姑娘对我摆摆手，不要我的钱。她对我说 - “他们那些人…”然后就说不下去了，像要哭出来。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站着，看着她的公共牛车票夹子，她手里有一支短短的铅笔，上面绕了好几圈橡皮筋。我心里琢磨，她怎么看出来我是做好事的学生，不收我的钱? 

公道正在人心，但公道散布在一些不成句的哽咽中。

在学生不吃饭活动开始后，我虽然不太懂为什么有很多人如此生气，以至于不吃饭，我还是去了城堡广场广场当志愿人员，维护秩序，顺便看看热闹。 当时正好碰到德拉康，那时天刚蒙蒙亮，我和德拉康要拉起人墙，把圈子里的不吃饭同学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看着不吃饭的同学拖着脚步在挪动，我脱口而出 - 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德拉康很生气地瞪着我说 - 你放屁！

我当是有些委屈，心想在革命的大潮中，也得允许提问吧。

当时一些不吃饭的同学提出“李总下课”的口号，我就很不以为然，且不说老李是否应该下课，我们是否有证据让老李下课，我觉得问题是怎么保证新上台的江总，朱总，温总是好人.  是碰运气，祷告上天，期望当权者自己醒悟，还是有制度来监督和保证? 当然德拉康 同学当时正在气头上，我们也没法讨论下去。 整个5月，有神圣的部分，有愤青的部分，有荒谬的部分。这些不同的部分，都可以好好讨论. 什么时候我们能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而不是把一些话题当成禁忌，或者供上神坛，不许评论?  过了二十年，大家心平气和了吧，能开始讨论了么? 如果能讨论，和谁讨论呢？现在二十多岁的人，也许根本想不起来这件事了。 当年秋天的时候，学校组织了深入的学习，我当时正在看《百年孤独》， 书里第15章讲政府在毫不留情地血洗了工人叔叔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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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当局即使在牺牲者的亲人面前也否认这种情形，这些家属挤满了警备队长的接待室，希望知道被捕者的命运。“我相信你们不过是做了个梦，”警备队长硬说。“马孔多过去没有发生、现在没有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这是一个幸福的市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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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80后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是没有“想起来”，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看到二十年前的这段历史。他们一直以为帝都，乃至整个帝国，自从他们出生以来，就是个“幸福的市镇”。

牛车，行人还是不断从身边穿过。 我想起前几年要买牛车的时候，好心人建议我别买“日系牛车”，“德系牛车”倒是可以考虑。 我有些疑惑， “德系牛车”的“德”也在二战中犯下许多罪行呀? 好心人解释，“德” 已经反省了罪行，而“日”并未悔改，因此活该继续被鄙视。 我懂了 - 我们认为日政府和很多日本人民并未承认并反省六，七十年前的罪行。 所以我们要鄙视他们，提醒他们，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实在让人看不起。且不说这种鄙视和买牛车能否联系起来， 自己照照镜子，咱们对自己二十年前的事不也噤若寒蝉，粉饰太平么?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民族能让我们自己看得起?  我有时读到某地有考古发现，把中华民族的古文明史又向前推进了若干百年甚至上千年，我就想以后有没有考古学家来城堡广场发掘和研究二十年前的文明，推测而二十年前帝国文明的水平，和当年人们的思想。

我们民族的这件事和我有关么?  可以说没有，他们后来给大部分学生发了一个“在5月份无不良表现”的证明，我就可以毕业，出国了。当然，有那么一小撮人，被秋后算账了。我想起了一段话：


        在德国，他们先对共产党动手，我没说什么，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
        后来他们对工会人士动手，我没说什么，因为我不在工会;
        然后他们对犹太人动手了，我还没吭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最后， 他们冲我来了，这时没人替我说话了。
这是一个经历了二战的德国人的反思。我现在活得不错，但是我害怕 "他们" 冲我来的时候, 没有人替我说话了.  最近还有人评价德国普通公民在二战中的行为：
    「邪恶胜利的唯一必要条件就是好人什么也不做。」而「好人」往往不但袖手旁观，而且了参与了过程，却自认无辜，或者认为自己的行为与邪恶无关。

我自己呢?  我曾经血多脑浆少过，后来血少了，脑浆未必多，也许被灌输了很多糨糊。 我觉得我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粉饰太平，选择性遗忘的一部分，现在是要从自己开始，开口说话，抬脚走路的时候了。

我有时想起那躲在树后的初中生，院子里噙着泪水的记者，躺在病床上的伤员，公共牛车上哽咽的售票员，从人群中挤过来的小伙子。 出门走走，我觉得是对他们微不足道的纪念。 在大街上胡乱走走对于任何人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坚持下去，说不定会有可观之处，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或者“时尚”。走走而成为时尚，有魏晋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比较“闷骚”，或酒后，或服用了家中常备的“五石散”后，要“行散”的  -  我记得鲁迅先生曾经分析过 。 我常听人们赞美当代是如何的盛世，在我看来此刻和魏晋时候差不多。人们有话不敢说，只好出去走走，或者在私人博客里隐晦地写写。
我今天出门时带了身份证，银行卡，和一些零钱，和往时出门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有警察或城管说我违反了某一法律，法规，管理条例，那我可以交罚款，接受教育，甚至找律师帮忙。 但是直到有关部门对我依法提出控告之前，我想我街行走并思考的权利。
走着走着，到了路的北头，古城堡的角楼在阳光下冷冷的立着。 我得回家了，很多事情刚开了个头，没有深入下去。夜正长，路也正长。 明年再走走，再想想，再写写，也许我会把德拉康和拉康德都叫上。 我们 非得在5月35日纪念这个事儿?  我觉得未必，早一点，晚一点都可以，我求求你们，就别一窝蜂地搞这种血多脑浆少的纪念日了。

康德拉
和谐元年五月卅五日
康拉德对5月35日的真正回忆